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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曹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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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破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子,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渭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飘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她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日宛)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进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了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带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宇。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官、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冈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禅。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词里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顺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

    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太薄。在黄初三年封了**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睿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

    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于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人艮)”(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狐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

    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今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了?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狐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已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狐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采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师”)。

    后来,没有犯过的,极少。似乎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环夫人所生,与天才曹冲同母。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下邳王,五年改封为单父县王,明帝曹叡升他为燕王。他与明帝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相差不远,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对他特别好。明帝得病以后,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为大将军,以后事拜托他。他很聪明,做了四天,就坚决辞职,明帝只得勉强予以照准。大将军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这一种姿态,令司马懿十分欣赏。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时,曹宇已经不是“顾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顾命大臣曹爽、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个人共同决定。他们决定扶立明帝的“养子”曹芳。

    明帝虽则没有亲生儿子,却有异母兄弟八人。为什么太祖曹操与文帝曹丕的这几个骨血,都不如一个“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复杂,又**了司马懿一家,那就更复杂了。

    原来,曹丕的九个儿子,有七个短命。其余的两个,一是明帝曹叡,为甄后所生;另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时(景初三年),还不曾死,要再过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为什么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个养子呢?因为,据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霖的性情粗暴,残害了丫头与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严,打了县吏都会治罪,何况“残害”了“婢妾”?怎么没有关于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记载呢?

    后两个顾命大臣,为了想揽权而不欢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养子曹芳,年龄仅有八岁,当然要比曹霖易于操纵。曹霖的年龄不详,但是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已经受封为东海王。到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这位曹霖,当然是早已成年了。

    这时候,明帝的叔父辈,曹丕的弟弟们,有没有活着的呢?有:而且有八个之多。

    彭城王曹据,环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环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陈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赵王曹干,陈姬所生,王昭仪所养。

    楚王曹彪,孙姬所生。

    东平王曹徽,宋姬所生。

    乐陵王曹茂,赵姬所生。

    在这八个王爷之中,曹宇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其余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国诸侯一样,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猎不能走出封国的三十里以外,一年到头,生活于“监国谒者”的监视之下,不许与宾客交通,不许与别的诸侯来往,不许未经特许而到京城去上朝。他们即使有什么特长与能力,也绝对没有机会表露出来。

    况且,他们都是明帝的叔父,怎么能够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儿的继承人呢?

    明帝的这些叔父,有没有成年的、能干的儿子,够资格以“堂兄弟”的身份于明帝去世之时入承大统?

    有,虽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儿子曹志,颇有才气,行为也好。此人后来颇蒙司马炎赏识,在晋朝大做其官,当了乐平太守、章武太守、赵郡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教务长)。这样的人,在晋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软禁”的份儿,怎么可以“入承大统”?

    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为是少帝(齐王)曹芳的生父,然而并无旁证(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马炎篡了以后,当过“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儿童曹冲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据的亲生儿子邓王曹琮;曹据的另一个儿子,郿公曹阐;曹昂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均的亲生儿子,丰王曹抗;曹均的另一个儿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陈留王曹峻的儿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儿子曹嘉,与东平王的儿子曹翕,也都是颇够资格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的。这时候,也都没有份。这四位“王子”,都有爸爸在堂。即使爸爸没了,也难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奂却终于当了皇帝,在第二个“少帝”曹髦对司马昭拼命而死之时,他被司马昭迎接到洛阳,成为第三个“少帝”,也是末了—个少帝,末了一个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奂,前后三个少帝,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马炎的晋朝铺路。倘若明帝能有一个亲生的、成年的、能干的好儿子,司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来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说个没完,并非故意如此。三国时代的历史,能撇开曹家的事不说么?

    曹操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艺,能主持政务,能指挥军事,肯用人,会用人。他虽则是中常侍曹腾之孙,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地盘作为凭借,在董卓窃据朝廷之时,他曹操也不过是一个逃出京城的,脱离部队的一名团长级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后,他成为中原的一霸,做了汉献帝的保护者。不久,他敢于和雄踞四州的袁绍作对,而果然以弱胜强,占了长江与秦岭以北几乎每一方寸的中国领土。

    他戎马半生,战无不胜,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孙权、诸葛亮几位青年才俊,弄得统一的大业功败垂成。于是,灰心之余,倒行逆施,自封为魏公,向王莽看齐,又进位为魏王,越来越不成话。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并且已经几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却在赤壁乌林的一战以后,做出显然是违反汉朝的“祖宗成宪”的事。汉朝的“祖宗成宪”是:非刘氏不能封王。这是高皇帝刘邦的遗训。

    在汉朝的历史上,贵族的封爵只有王与侯,没有“公”。为“公”的,仅有王莽一人。王莽于篡位以前,自封为所谓“安汉公”。因此,当曹操自封为“魏公”之时,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么;篡位!这就使得若干为了中兴汉朝而追随他的志士,陡然心寒。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与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认为是他的张良。荀彧也的确给丁曹操以极不可少的支持: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的,是荀彧;吕布偷袭兖州之时,发动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个城,是荀彧;袁绍率领大兵南下,给曹操“打气”,指出袁绍的若干缺点以及袁绍谋臣的如何一个一个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尽管去和袁绍一拚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边打仗,替曹操坐镇后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仅是曹操的张良,也是曹操的萧何。

    荀彧是荆州颖川郡颍阴县人,祖父荀淑当过县令,父亲荀绲与七个伯叔都是才子,号称“八龙”。荀绲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叔父荀爽做过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举为孝廉,做过中央的“守官令”,于董卓作乱以后活动“出京”,金蝉脱壳,到今天的山东济宁附近作亢父县的县令,然后在亢父挂冠而去,回到颍阴家乡,劝家乡的人赶快搬家,不要留恋这颍川郡“四战”之地。

    其后,他投奔袁绍,看见袁绍不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就转往东郡,与当时的东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这一位曹操的确是比那一位袁绍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帮助曹操成功。荀彧并且向曹操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陈群、钟繇、司马懿。

    陈群也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子弟,与荀彧同郡而不同县,是颍川郡许县人,在家乡声望颇高,祖父陈寔,受过党锢之祸,父亲陈纪与叔父陈谌,是有名的难兄难弟,所谓“元方、季方”。

    陈群一度在豫州帮过刘备,刘备不太能接纳他的意见。其后,他随同父亲陈纪在徐州“避难”,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专管“人事”。若干年以后,逐渐升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参丞相军事”。

    陈群所做的事,可说是帮曹操料理内部杂务,替他管家。曹操有了这个陈群,等于是有了一个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钟繇发迹比陈群早。他也是颍川郡人,家住长社县。被举为孝廉以后,当过尚书郎、县令、“廷尉正”(廷尉下面的判“平决诏狱”之官)、黄门侍郎,对于李傕、郭汜,他颇能进宫。他劝李傕、郭汜,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回洛阳。

    他随了汉献帝再由洛阳到许县,就由于荀彧的推荐而深受曹操的赏识。曹操一举而用献帝的名义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连升他为侍中、兼尚书仆射,封他东武亭侯(这时候,荀彧是侍中兼尚书令)。

    曹操很怕袁绍派兵到关中(陕西),荀彧说:“只须派钟繇去,西边的事你就可以不必忧虑了。”曹操就叫钟繇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给了钟繇全权,“不拘科制”。

    钟繇到了关中,就招抚了韩遂、马腾。韩马二人均送了儿子到许县作效忠的担保。马腾而且派了另一个儿子,马超,带精兵一万,帮钟繇抵御袁绍的河东太守郭援,杀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别的助手,包括司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荐(司马懿有才无德,荀彧看重他,可谓千虑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河南省新郑县)。在汉朝的历史上,像荀彧这样没有“野战之劳”而仅仅是一个“抹公事桌子的”尚书令,竟然也封了侯(虽则不过是一个“亭侯”,比不上“县侯”或“乡侯”),可谓空前。

    荀彧坚辞。曹操向他说:“自从与你共事,立了朝廷以来,你匡弼我,你保举人才,你贡献计划,你参与机密,做的事也够多了。立功,本不必限于‘野战’。希望你不要再谦让了。”于是,荀彧接受了这个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谈,想建议汉献帝,封曹操为“国公”、“加九锡”。荀彧反对。荀彧向他们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说,曹操本来是为了“匡朝宁国”才纠集“义兵”;他一向“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我们不可以违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臣之下的小**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琐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嗔”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官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

    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陕西——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内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准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毛玠对这七个问题,一概避开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证据。倘若证据确凿,死也甘心。

    钟繇把审讯的经过报告曹操。在这个期间,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阶与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蚧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职。毛蚧总算是幸运的。

    当初,倘若曹操能够对崔琰也从宽发落,历史家对曹操的批评也许要好一点。

    我对于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赞赏。他开始起兵,确是为了讨伐**臣(董卓),匡复汉朝,其后,由于赏罚分明,威德足以服众,也的确为天下的忠臣义士所瞩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铲除袁绍以次的大小军阀,化割据为统一,我们也很难说他完全不对。甚至,在他战败于赤壁乌林之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努力于统一并没有错。所错的不是原则,而是技术:低估了刘备的能力与孙权的态度。

    在他与刘备私人之间,谁负了谁,有待更多的历史家举行一次会审,以取得定谳。

    他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对垒之时,便已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带了刘备打平吕布,自己扩充地盘,也替刘备出气。以后,又把刘备升为“左将军”,叫刘备“领豫州牧”。他待刘备,不能算坏。

    刘备却参加了董承的密谋,要用政变的手段消灭曹操。曹操在当时(建安四年)是否**形已露呢?董承这个人,是否比曹操更忠于汉朝?董承的政变办法,是否值得提倡?有没有“成事”的可能?这些,也许只有刘备本人才可以答复我们。

    曹操对汉献帝,起先也不算坏。汉献帝流落在洛阳,当了强盗头子韩暹、杨奉的傀儡,很苦很穷。有谁去管?袁绍,不肯去。是曹操带了兵到洛阳,把这位十五岁的献帝迎接到许县来,给他立了朝廷,造了宫殿,供应了一切开销。

    傀儡,不错,是傀儡。东汉和帝以后的殇帝之流,谁不是傀儡?站不起来的皇帝们,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皇帝们,本来也只有当傀儡的份儿。

    汉献帝有没有参加董承的政变阴谋?有没有送衣带诏给刘备?难说。汉献帝于建安十九年却很可能参加了伏皇后向伏完写信,建议诛曹操的事;也可能并不知情。

    伏完是琅邪郡东武城人,经学大师伏生的苗裔,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世袭“不其侯”,本人是汉桓帝阳安公主的驸马,官居屯骑校尉。

    伏完接到女儿(伏皇后)的信,始终不敢有所举动,也不忍心告发女儿;把这件事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于建安十四年带进了坟墓。

    伏皇后为什么想除掉曹操呢?因为,在建安四年年底,建安五年年初的董承事件以后,曹操曾经向汉献帝三番五次,要去了董承姐姐董贵人加以杀害。董贵人当时身怀六甲,汉献帝向曹操求情,无效。伏皇后很有兔死狐悲之感。这才决定写信给爸爸,作十分大胆的建议。

    建安十八年,曹操自封为魏公,十九年十一月,有人告发伏皇后的这么一回事。曹操派遣御史大夫郗虑,和尚书令华歆,带兵进宫,捉伏皇后。

    《曹瞒传》说,可怜的汉献帝,仅仅能够把伏皇后藏在复壁(双层的墙壁)之中。这是极幼稚的一种办法。郗虑与华歆怎么会不到处搜寻呢?

    华歆打开了这复壁,揪住伏皇后的头发,牵她出来;牵过献帝的面前,伏皇后求救。献帝说:“我自身难保,不知道这条命什么时候完结。”

    郗虑与华歆,都曾经是名满天下的文人,却也作了这种“助纣为虐”的事。不过,他们名为汉朝大臣,实为曹氏家奴。当了家奴,怎能不做家主所吩咐的事?关键在于,未能于曹操自称魏公之时,以一死成全自己的名节。死,不是容易的事。“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且,从容就义,比慷慨赴死更难。

    伏皇后被捕以后,她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以及哥哥伏典及伏氏一族一百多人,一起被杀。

    曹操当得起“心狠手辣”四个字。

    这时候曹操早已把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宫中当“贵人”。伏皇后被杀以后,曹操叫献帝在三个曹贵人之中选择一个做新的皇后。献帝无可奈何,就指定了中间的一个做皇后。这位曹皇后,单名一个“节”字。她的姐姐叫曹宪,妹妹叫曹华。

    曹皇后虽则是父亲姓曹,却很忠心于夫家刘氏。曹丕篡位之时,好几次派人向她索取传国的玉玺;她不肯给。最后一次,她知道不能不给,就把玉玺摔到楼下,哭着大骂:“天不会保佑你(曹丕)的!”

    曹操另有一个女儿,是家乡的小老婆刘氏所生,后来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琳。曹操还有一个侄女,嫁给了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曹氏的女子,能够嫁到夏侯氏家,作媳妇,可见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从夏侯氏家里抱过来,当曹腾的养子的。

    陈寿似乎是有意开玩笑,一方面在《武帝纪》里说,关于曹嵩,投有人能查出他的“生出本末”;另一方面,他又把两位夏侯氏将军及其子孙与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及其子孙,合写在一起,称为“诸夏侯诸曹传”。陈寿似乎在暗示,夏侯氏与曹氏本为一家,却又明白交代曹氏有女儿嫁到夏侯氏家。

    我认为,陈寿不应该如此。在他那个时候,想找出曹嵩的生出本末,不是很困难的。曹植的儿子曹志,以及被封为陈留王的魏国最后一个皇帝,都健在人间。

    陈寿又故意不肯交代曹仁、曹洪与曹休这三个人的父亲是谁,只说:曹仁是太祖(曹操)的“从弟”,曹洪也是太祖的从弟,而曹休是太祖的“族子”。这是什么意思?陈寿不仅对姓曹的不起,也对我们千百年后的读者不起。

    陈寿在《三国志·诸夏侯诸曹传》里面,说曹仁、曹纯、曹洪,都是曹操的“从弟”,却不曾交代这三位从弟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和曹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陈寿仅仅说出曹仁与曹纯是“亲兄弟”而已。

    王沈在他的《魏书》里告诉我们:曹仁与曹纯的父亲是长水校尉曹炽;曹炽的父亲,曹仁与曹纯的祖父,是颍川太守曹褒。这位曹褒,是否也是曹洪与曹操的祖父呢?

    王沈在《魏书》里,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不曾记载下曹洪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因此,我们没有方法断定。曹仁、曹纯的祖父曹褒,是否也是曹洪的祖父。

    剩下来的问题是:曹褒与曹操有没有血统上的关系?他可能不可能,也是曹操的“亲生祖父”?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曹操家乡谯县(安徽亳县)有“曹腾兄冢”,冢东有碑,上面刻了“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这一位“颖川太守曹君”,应该就是王沈《魏书》中的“颍川太守曹褒”。

    《水经注》而且也记载了,在“颍川太守曹君墓”的北边,又有一座“元子炽”的冢,冢旁的碑,题作“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这一位曹炽,也毫无疑问,是曹仁与曹纯的父亲,长水校尉曹炽。

    郦道元之所以断定曹褒是中常侍曹腾的哥哥,想必有他的理由。曹褒与曹腾既然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谁?

    《太平御览》所引司马彪的《续汉书》,说曹腾的父亲叫做曹萌(今本《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续汉书》,把萌字讹刻成“节”字)。曹萌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叫做曹腾,字季兴。其余的三个,名叫做什么,司马彪不曾说。司马彪只说出了他们三人的字:伯兴、仲兴、叔兴。曹褒倘若确是臂腾的哥哥,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曹操的亲生祖父,亦即曹嵩的亲生父亲,似乎也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甚至就是曹褒。

    在曹褒的坟墓之旁,有他的两个儿子,长水校尉曹炽与“谒者”曹胤的坟,没有太尉曹嵩的坟。倘若曹嵩也是曹褒的儿子,他的坟,是不是也应该设在曹褒的旁边呢?不可以!他的坟应该设在过房父亲(中常侍)曹腾的坟的旁边,不可以设在亲生父亲曹褒的坟的旁边。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井未解决。曹操的亲生祖父、曹嵩的亲生父亲是谁?有待于今后考古家,从地下发掘出新的史料来,予以答复。

    至于曹休,他只是曹操的一个“族子”而已,扯不上很近的血统关系,我们也就不必多噜苏了。

    关于曹真,陈寿却交代得颇为清楚。曹真本不姓曹,姓秦,是秦邵的儿子。曾经有敌人追捕曹操,追到了秦邵的家里,秦邵说自已是曹操,因此而被捉去,牺牲了性命。曹操收养秦邵的孤儿,取名曹真。

    曹操把曹真抚养成人,如其亲生儿子一样。事实上,他信任曹真,甚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他给曹真兵权,先后任命他作偏将军、中坚将军、中领军、征蜀护军。

    曹丕篡位以后,又屡升曹真,升到“中军大将军”,加官“给事中”。曹丕死时,把儿子明帝托给他,叫他与陈群、曹休、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明帝死时,又把养子曹芳,托给了曹真的儿子曹爽,叫曹爽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

    曹家的事,姑且写到这里为止。其余的,放在司马懿父子的故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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