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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部金融史》 第一部分 第1章 钱之初,性本善(希腊—罗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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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钱之初,性本善(希腊—罗马)(2)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大致增重在10%~12%之间)。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

    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抑强、扶贫、强中”,解放“六一农”只是“扶贫”而已。

    从梭伦开始,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被分为四级:五百斗者、骑士、双牛和日佣,按财产不同担任不同官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这种“金权政治”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由此培养起来的四等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

    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三、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3~5倍,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2倍。当然,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

    虽然富人债权受损,却获得了政治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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