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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第一部分 序 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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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2)

    然而,在一个混沌初开、政治为纲的年代,过于超前、理性的思维注定遭受现实打击。于是,我们看到,张培刚学术研究出现30年断档。这期间,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人们无心从事生产,农业凋敝、工业破败,商业摧折、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国家岌岌可危。

    建国之后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并未有根本改观。反观世界,美、日等发达国家出现大批优秀企业,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农业齐头并进,第三产业日益兴盛;拉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谋求经济增长,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得到极大重视。

    此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学者来中国请教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却发现这个哈佛博士住在临时招待所,几本书似乎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不知道张培刚已然脱离研究多年。

    站在历史高度审视过往,前30年中国如此不振,发生如此之多的悲剧,在于意识形态牢笼束缚。

    大多数时候,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解释徒增苍白,但种种迹象表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需分配,凭借指标、票证控制,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抑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商业,都是残缺、扭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思想禁锢,计划色彩逐渐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由商品经济过渡而来。于是,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并衍生出倒爷、资产流失等诸多新问题。

    顾准之后,吴敬琏或许是倡导市场经济最不遗余力的旗手。他继承并延续了顾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市场经济扛鼎者,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基于此。

    关于改革路线,吴敬琏与厉以宁曾展开论战;围绕价格体系改革,吴敬琏又与张维迎等人意见不合;至于发展模式,在究竟是否应该回避重工业上,厉以宁、林毅夫和樊纲等人又站在了吴敬琏的对立面;面对权力寻租、权贵资本等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吴敬琏率先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放大到宏观层面,上述行为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时面临的本土化障碍,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模式的结合。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厉以宁、林毅夫、吴敬琏等人论争才有意义。

    单单从经济制度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30年,其实就是一部市场经济推行史。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底层民众上下求索,经济由冷转热,社会问题频发,到如今,农业问题再次凸显,这并非因为改革不够彻底,而是缘于人们心理上对农业的轻视。这期间,茅于轼、陈锡文、周其仁等频频发言,呼吁维护农民权益,甚至不惜亲身示范,以知识分子绵薄之力贡献建设性意见。

    于是,中国经济在经历甲子轮回之后,回归农业底线,意味着土地重新被重视。而土地背后,正是产权这个经济原点的归位。撇开纷乱杂陈的事态,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所有权区分和取舍。

    三

    任何时代,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新旧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乱,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复在所难免。

    作为意见提供者、改革智囊,经济学者处于政府与民间夹层地带,不仅面临公众舆论和官方压力,同时也需要面对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这个群情激昂、欲望膨胀的时代,能否保持学术操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障碍。这不仅是对经济学者的考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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