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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常识 第一部分 超我 Super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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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我 Superego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方向的指针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拥有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另外,由于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的行为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就像《星球大战》中安纳金天行者,这种内心深处的“原力”与加州的硅片、晶体管结合起来,苹果公司诞生了。正如伊甸园里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吃下的那个苹果,甜美而带有一点“邪恶”。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轻易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中心,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硅谷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当时苹果的董事会成员阿瑟?洛克回忆说:“那时,乔布斯刚愎自用,满脑子主意,肆意而为,毫不考虑公司的前途。”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并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怀远,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事实上,史玉柱出生的环境里根本连个晶体管都找不到,当乔布斯和沃兹开始组装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他还只能对着《十万个为什么》自制土炸药,更不用说预见到“一人一台电脑”的产业未来。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是恰好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的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8米、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千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皇车驾时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并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彻底反思,战胜了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内心更强大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空想,制订了一个很虚的目标。它在鼓励什么?鼓励大家搞大跃进、搞浮夸,让大家心里面很浮躁,对于现实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我就不搞那么宏伟的目标了,我觉得实用最关键。”

    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苹果COO库克、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以及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开放平台。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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