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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常识 第一部分 山寨之国的丛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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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寨之国的丛林现实

    环境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环境也影响一个企业的一生。创业者必须认清并理解我们立足的环境,想成功光有理想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在过去的100年中,为什么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四五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这个星球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

    每个社会里都可以孕育出潜在的商业天才。而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但有意思的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在这样的一片土壤里,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那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

    时光倒流22年。

    那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关心着冷战的终结、民主的胜利、意识形态的巨变。

    但有两个家伙根本不关心政治。

    一个是34岁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位“硅谷金童”的人生正处于低谷。在被自己参与缔造的苹果电脑公司赶出来后,他为了复仇创办的Next和低价买下的Pixar都处于入不敷出、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位昔日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远远超过那时的比尔?盖茨),私人财产只剩下2500万美元。

    另一个是27岁的史玉柱。刚刚硕士毕业的他瘦得简直可以被风吹倒。跟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热血学子们相比,史玉柱没有狂热的政治理想,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找梯子登上商业舞台。

    二十多年的跌宕过后,乔布斯和史玉柱已分别成为各自国家商界的标志性人物,而当年关心政治的人们如今只关心经济了。

    不过,还没有人去认真地比较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更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变脸 Face Off

    在我看来,乔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来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时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1983年,年仅28岁的乔布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看成是“个人电脑的真正发明者”。1992年,在一个国内十大城市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史玉柱是“最受崇拜的青年人物”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比尔?盖茨。

    两人都蔑视陈规、特立独行,带着点邪性的“范儿”,一个永远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则是光头红白运动衣。

    他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两人都是执著的完美主义者,能把一个产品做得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都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先后导演了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表现出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重新勾画出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了。从1989年起,他每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人民币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那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出现转机。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恰逢其时地被媒体和政府发现。很快,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等,获得了珠海市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一位领导人视察后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地价350元/平米,2007年珠海的平均地价已经是3500元/平米)。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楼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预算从2亿变成了12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由于工程拖期、宏观环境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元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实际上只用了3年)就能还清。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又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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